在资源回收领域，当我们谈论国外的再生利用、生物堆肥、垃圾发电等等先进技术时，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引进这些硬件技术很容易，但一切先进处理的前提都是垃圾分捡水平，只有分类越干净、越细致，回收利用、堆肥甚至焚烧才会有效率。要提高我国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率，就必须要有高效实用的垃圾分类体系。
纵观世界各国，我们会发现欧洲发达国家的回收利用率很高，特别是德国、瑞士和瑞典。但是它们的回收体系需要非常强大的制度、设备和资金支持，也需要普通居民的高度配合，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做到。
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往往是力成本低，城市中社会劳动力有富余，废弃物回收的背后多是一支庞大而有效率的蜂群式的拾荒大军，城市废弃物就是他们的生存来源。
在我国，有一个现象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大量的可回收废弃物“没人收，有人捡”。如果留心观察，就会发现，任何一个路边垃圾箱从一大早到晚上，会有好几批拾荒者“来访”翻找，社区清洁工则常常在社区垃圾房边主动设几个分类桶，把从各家收来的垃圾袋一一打开，从中找出可以回收转卖的废弃物，分放到分类回收桶里。无论我们如何不喜欢这个事实，清洁工和拾荒大军正是目前我国最为高效的回收队伍。
同样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都存在，比如在东欧，一些新的欧盟成员国在加入欧盟时，盲目学习照搬德国等发达国家模式，投巨资建立官方回收体系并强制执行，结果造成原本依靠废弃物的环卫清洁回收人员（包括拾荒者）突然失去生存来源。在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拾荒人员和官方争抢垃圾的现象，一个垃圾箱，官方加锁，拾荒者砸锁，砸了修，修了再砸，好不热闹。
那么有没有一个办法能从国情出发，因地制宜地建立回收体系呢？巴西的经验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简单地说，巴西政府找到了一个一石二鸟的办法，同时解决城市废弃物回收和无业人员的问题。
首先，政府认识到要求居民对垃圾进行细项的回收分类是不现实的，于是只要求居民作"干/湿分类"，并对“湿垃圾”进行收费，以鼓励市民尽可能把“干垃圾”单独交送给回收人员。
政府出台一些优惠措施，比如免费用地等，鼓励社会富余劳动力（拾荒者）组成专业从事回收和分捡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与政府环卫部门签署协议，针对两类垃圾分别上门回收。干垃圾在合作社里利用简单的传送带、打包机等进行分捡打包，然后根据不同材料，卖给不同的再生利用。湿垃圾则送到专门的地方进行堆肥等处理。和欧洲不同的是，这些分捡打包并不通过自动化程度很高的机器进行，而是人工操作，灵活性高，分捡得十分干净。目前，巴西全国共有435个合作社，在全巴西共创造了50多万个就业机会，合作社成员的人平均月收入达到巴西最低收入水平的2倍多，相当于270美元。
同时，政府鼓励企业建立协会（如最著名的CEMPRE，即“促进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联合会”）。通过协会，企业配合政府进行公众垃圾分类宣传，向合作社捐赠各种必要的装备，如运输车辆、传送带、打包机等。协会还经常组织活动，表彰工作出色的合作社和个人，使得从事废弃物回收分捡的合作社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工作十分自豪，社会归属感得到有效加强，他们感觉自己在做一份稳定的工作，并对社会也有贡献。用CEMPRE负责人安德里先生的话说，任何时候，社会都要给最弱势的人群留一条生路，否则只能加剧社会矛盾，而积极引导他们组成合作社是一个的例子。
可以看到，面对城市废弃物问题，巴西政府积极作为但并不采取强制手段，而是积极发挥政府调动和社会力量的能力，利用政府资源（用地等优惠等），鼓励无业人员成立合作社，因地制宜，综合解决城市包装废弃物问题和城市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首先减少了社会不安定因素，有助促使社会和谐。其次，使得城市固体废弃物中许多品类的回收率得到提高，比如仅以2004年数据看，全国综合塑料类回收率达到16.5%，PET达到48%，饮料纸盒类达到23%，铝罐达到96.2%，等等。再次，这种回收体系也减少了拾荒人员对垃圾桶、回收站的直接翻检，减少了对城市环境和公共健康的影响。
中国目前正面临沉重的就业压力，同时也面临着资源回收的压力。巴西政府在资源回收方面的措施，或许比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更能够帮助解决中国近年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