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上到政治领袖，下到普通人，大多做事之前皆有博弈之心，即使是少部分人比较变动，实际也是不得不有博弈行为。博弈原来只是经济学概念，但随着利益和市场于工作和生活中无处不在，便泛滥开来了。
博弈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说它积极，是因为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作为一种广义的资源而存在，它不是先天就归属于某些人的特权。博弈就是要大家通过个人的努力去争取更多的资源为自己服务，或者争取更多的资源以实现自己为他人服务的愿望。说它消极，是因为其中似乎包含着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想法和做法。当然，现在倡导的是从“零和”博弈到“双赢”博弈。
过去中国为何不提博弈呢？因为那时没有突出市场竞争和利益分配，强调的是集体主义精神和“纯粹理性”分工，每个人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安分守己，无私奉献。现在则大不同了，在这个世界上，国家与国家之间有竞争；一个国家之内，区域和区域之间有竞争；一个区域之内，组织与组织之间有竞争；一个组织之内，人与人之间也有竞争。
博弈就是竞争的一种方式，只是这一方式与过去不一样，过去是封闭观念下的竞争，现在则是以开放观念为前提。开放的含义之一是，规则透明化。合法的博弈是当所有人都已明白和明了某种游戏规则之后的个人或组织的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的不确定交锋。开放透明实质就意味着彼此互相牵制，难以单方面决定事物发展的进程和结局。
现代社会的人被不断灌输的观念、铺天盖地的媒体攻势撩拨得再也不惧怕竞争，认定博弈是当代社会最大的本质。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不会也不可能疯狂地、永不停歇地拼争，他们会自我调整。当大家都明白在多元社会里不可能一人独大的时候，人们又会因控制博弈烈度的自我保护需要而相互合作。
中国人已经慢慢地明白了博弈的含义，但是许多人、许多地方尚不明白合作的重要性。中国人目前自认为心理压力非常大，处于潮头浪尖的某些阶层、某些职业的人士自认为已到难以承受的程度。心理压力自然有其产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原因，但是除去必然性之外，社会改革、组织改革、个人调整之初期急剧上升的冲动亢奋、焦虑抑郁，却是很大程度上因为只看到了竞争加剧的这一面，而没有看到合作也会上升的这另一面。涉及切身利益的改革初期，人们会因自我保护本能而过度焦虑和互相之间极不信任，总觉着自身利益“得就是全得、失就是全失”，因此优势一方志得意满、穷追猛打，弱势一方抱团紧守、困兽犹斗。最后得势一方距离自己的理想目标总有一步之遥，颓势一方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了。
再回来看中国的改革，其中最不缺乏的是激进言行。“新的就全然是好的，旧的就全然不是好的”这种观念充斥在中国的改革哲学之中。从左派倾向和右派倾向看，就是“右中显左”的独特现象。有人将这种改革模式简称为“美国化”，实际表面上说是中国改革以美国高效务实的体制为目标，实际是指功利主义和急噪冒进。社会改革过去都被看作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体现，这固然是没有错。但是在中国具体改革过程中，仍然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博弈成分。现在中国的改革过程实质就是一次利益的重新调整过程，利益调整中有些人原来不占据优势的可能慢慢有了优势，原来占据优势的人可能逐渐失去了特殊的地位，优势和弱势的人都摆好了自己的位置，准备好彼此博弈。从西方英语民族数百年的民主发展道路可以看到，只有渐进的、善于妥协的社会改革才能够在比较平稳的情况下实现。彼此“剥夺”的方式必然不再能够在今天成立，既得利益群体的权利应恰当地得到尊重。
改革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改革中最重要的不是目标始终明确，而是始终需要维护新的社会运行规则。但是，想要建立新的社会运行规则并得到公认，就必须理性地、合理地消除各种改革中的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是改革对于原有利益者的可能影响及其带来的反对或抵触。对此，个人的观点是改革需要采取渐进的策略，适当照顾到原有利益群体，否则就会在台面下出现大量的阳奉阴违的行为，实际使得新的改革无法推行下去。当然，妥协不是要放弃原来的改革目标，而是基于对曲折改革道路的理解，对于人类社会必需的折衷有清醒的认识。
不管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化学术界都会遇到需要妥协的情况。社会很多领域都属于无法完全平面化从而需要权威力量的领域，改革肯定会影响到原有的许多权威势力。因此，如果不能理性地、清醒地认识到需要事先考虑既得利益者的权利问题，就难以避免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原有既得利益者抵制改革，二是原有既得利益者利用改革强化自身的地位。两种情况都使得改革可能是雷声大雨点小。
博弈是改革发展的动力之一，正当的博弈值得提倡。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博弈是发生在新的规则确立下来之后，人们在认同新的规则下的所有竞争行为都可能是恰当的，但是如果规则没有真正确立，那么任何表面上看来合法的竞争行为可能都包含有不合法的情况。换句话说，如果不通过妥协而使竞争规则在所有人心中取得合法地位，博弈的过程和内容就会变质：不是新规则下的合理竞争，而是旧的力量、旧的观念与新的力量、新的观念之间的争斗，改革结果就与改革过程相背离，会出现众多不良的情况，将逼迫改革双方激烈对决，在难以做到“一方彻底打跨另一方”的事实前面，将会延迟成功推进改革的时机。